網站上的漢語與英語的"梨子故事"

所有的漢語方言故事，都由以此種方言為母語的人用漢字記錄下來，盡可能忠實于錄音與錄像帶上的原聲。當某個音還沒有對應漢字時，就用語音符號表示。粵語的筆錄包括一些粵語字，這些字的字形可以從香港語言學會之網站下載。在香港和台灣作的筆錄用的是繁體字，在大陸作的筆錄用的是簡體字。

北方話用了標準漢語拼音來注音。粵語用耶魯拼音系統注音（一般參考書目都用此種　） 。客家話採用了劉鎮發博士1997年設計的拼音系統。其它方言的記錄未用拉丁字母注音，因為存在許多未統一的注音方式。粵語和客家話的拼音字母表已包括在這個網站。

北方話故事由Mary Erbaugh于1976年在台北的台灣國立大學蒐集。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以北方話為母語的，是山東和江蘇移民的后代。（更詳細的語言背景資料附在每份記錄之?e 　） 大部份人都有中國文學或歷史專業的學士或碩士學位，並且曾作過國語教員。未作過教員的都是在讀大學生。所有人都已學了十年以上的英語，並且很多人講一口流利的英語。

蔣慈小姐，她是我的同事與朋友，她與19個參加者進行了會談。黃雲文先生作了原始筆錄，姚玉敏小姐對幫助打印了這份筆錄並作了編號，蔡維玉小姐為其加注了拼音。北方話的梨子故事，已經激發了對于比較敘事學、句子結構、詞序和首語照應、名量詞、時與體的大量研究（Chen 1986 a, b, 1987, Christensen 1994, 2000, Chui 1994, Cumming 1984, Erbaugh 1986, 1987, 1990, 2002, Polio, Smith and Erbaugh 2001; Yang in progress　） 。Polio（1994） 還進一步比較了以北方話為第二語言的成人學生的敘述。

粵語故事的蒐集由 Mary Erbaugh 于1996年在香港完成，其間得到香港城市大學的大力支持。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（CERG資助編號9040294-590　） 提供了研究其它方言的資金。在每種方言中，都有33個敘述者被作了記錄，以保證至少有30個可用的記錄，這是許多統計調查中的最低數目。這次研究，召集了香港城市大學的商科和理科的大學生，以避免帶有太多的文科色彩。所有被召見者都能說流利的英語，但只有一部份人能說’? 3q ﹐U 。

召見者和記錄者是文玉卿小姐和李嘉惠小姐。原始對話存錄在錄音磁帶上。進一步的編輯和分析由張欽良先生、姚玉敏小姐和吳妙君小姐完成，並由吳妙君小姐提供了注音。

另一套梨子的故事是在講粵語的7歲香港兒童中完成的，可以在互聯網獲得，只需通過兒童語言數據交換庫的信箱地址﹕childes@mail.talkbank.org。

客家話故事的蒐集是在香港進行的，基本是在西貢半島的農村。這些敘述者說的是保安縣的客家話，這與梅縣的客家話有很大差異。許多人也說一口流利的粵語。由于粵語在香港學校和社會的快速發展，已經很難在年輕人中找到能流利地說客家話的。香港人口調查資料顯示﹕以客家話為日常用語的當地居民，其百分比已從1911年的11%降至1991年的2%。大部份能流利地說客家話的人，年齡都在60歲以上，並且只受過很少的教育。

幸運的是，王偉權先生----香港中文大學一個新近的畢業生，他從小在鄉村長大，並能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。香港理工大學的劉鎮發博士也是這樣的情況。王先生積極聯係村中的親戚和教會中的教友，動員他們家的中年以及年紀更大些的成員參加這次客家話蒐集，並把會談內容錄制在數碼相機和磁碟上。許多參加者看了電影之後，認為沒有什麼好說的。所以只記錄了一些寬泛的描訴。劉博士對會談進行了筆錄和注音，可參見他1997年編的字典。

上海吳語﹕在1999年的夏天，上海復旦大學的陶寰博士組織了上海吳語、廈門閩語和南昌贛語的錄制和記錄工作。所有參加的復旦大學學生都能講流利的國語，並且研習英語至少六年。他們都是以上海話為母語的。陶博士親自指導了這次錄制和分析工作。原始對話都錄在錄音磁帶上。

廈門閩語﹕1999年，廈門大學的錢尊香博士在廈大南方閩語的語言樣本。原始記錄保存在小錄音磁帶上。

南昌湘語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藍教授在華南師範大學蒐集了湘語的語言樣本。原始記錄保存在錄音磁帶上。

南昌贛語﹕嚴森博士在江西師範大學蒐集了贛語的語言樣本。原始記錄保存在錄音磁帶上。

英語故事是1975年在加州大學的大學生中蒐集的。這些學生很少有人能流利地講外語。筆錄均來自Chafe教授1980年的著作中的附錄，見310-19頁。承蒙他的准許，這些故事被編號以及重新打印，以便在網站上的操作。

網站的產生﹕香港城市大學中文、翻譯及語言學系的葉泰逸先生和吳妙君女士，對所有錄制帶和記錄進行了編定工作。葉先生還對錄音帶進行了數字化處理，並在該系的萬維網管理項目中策劃了本網站。

一些警告﹕因為科學化的研究，需要以此種語言為母語的所有參加者具有統一性，所以，參加會談的所有女學生都有高等教育背景，並習多種語言。因此，這些談話記錄不能用作日常用語的標準。如是處于人種學的考慮，我們更應該召集只習單語者。但是，隨著中國的日益富強和教育的日益普及，這樣"純粹" 的講方言的人日漸減少，並且主要都是年長者，都分佈在偏遠地區，難以找到和加以記錄。

雖然描訴電影情節這種方式，能讓講訴者感到輕鬆，有利于敘述的進行，----但是，敘述者畢竟是在一個虛擬的環境中。召見者加入的評論，自然會比一般會談少得多。但是，故事內容的局限性還是很明顯的。

雖然我們竭力爭取會談、錄制、記錄和編輯的全套程序的統一性，但是，在如此寬廣的領域和地域範圍內作研究計劃，難免會有一些變動因素。具體地說，在香港以外的地區，我們不能作錄像。還有一些聲音記錄也未達到預想水平。我們已經儘可能地過濾了背景中的噪音，但還存在一些難以聽清的字詞，這樣的地方用（-　）作記號標出。可以保證的是，所有筆錄都是準確的、經過編校的，並由以此種語言為母語的人作了檢查。